保护历史文化村落 浙江5年启动了1297个项目

  核心提示:近日,省农办公布了浙江第二批(2014年度)历史文化村落三年工作检查验收情况。截至目前,浙江已启动五批215个重点村、1082个一般村的保护利用项目。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是浙江“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的题中之义。剖析5年来浙江古村保护走过的路径,对于探索如何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让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具有重要意义。

  山水相融的自然味道,高低成趣的传统建筑,原生原态的歌哭劳作,繁衍生息的农耕文明……质朴的古村落,令人眷恋和向往。

  冯骥才曾说:“城镇化越快,村落就消失得越快。”城镇化的车轮,裹挟诗意的乡村滚滚向前,传统的村落格局渐渐屈从于城市建设。

  但是,在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浙江,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传统文化村落,屹立在如诗如画的土地上。

  为了留住这些不可再生遗产,保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浙江率先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2013年起,每年启动约43个历史文化村落重点村和约217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一般村项目,力求“一年成形、二年成品、三年成景”。

  以保护为先,雕梁画栋得到修复,文化遗产得以延续,让历史文化村落“返璞”;而古意绵长引人入胜的古村落,则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熙熙攘攘,走上了“逆袭”之路。

  保护当先,

  留住“原汁原味”

  桐庐深澳村、永嘉芙蓉村、遂昌长濂村……走进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那优雅翘起的屋檐,细腻雕刻的梁柱,自成风格的古建民居总是令人惊叹。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能深刻理解梁思成这句话的含义。

  “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利用是第二位的。”这是浙江从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之初就明确的。曾说,历史文化村落的历史性和艺术性,远远超过使用价值。推进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绝不能功利性地看问题、打算盘,把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变现”。

  与一些地方急功近利大搞“旧村改造”、“拆后重建”不同,浙江要突出村庄特色,是修缮、保护、传承有着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古迹。落实到一份份村落规划设计上,就做到了千村千面。

  “每个历史文化村落都有着独特性和唯一性,这正是核心价值所在。”省农办副主任严杰说,在保护利用之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12年下发《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将历史文化村落细分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等,旨在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村庄特点类型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

  丽水市庆元县月山村是“自然生态村落”,因村后山形如半月,村前举溪曲似银钩,取名月山村。在多次的调查、走访、感受中,规划设计师终于找到了灵感——修复“月宫意象”,将梯田、松竹、科举文化等融入其中。如今,村庄坐落其间,如同山环水抱的一轮明月。

  为尽量保持历史文化村落的原汁原味,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始终坚守两条底线:不扒房、只修复,就地取材,保留村庄的时间痕迹;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适度调整,敬畏村庄的原有经络和肌理。

  安吉鄣吴镇,古树参天,碧水环绕,是一代大师吴昌硕故居所在地,有着厚重的人文底蕴。2014年,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受邀,为镇区鄣吴村做整体规划设计,不仅将古建筑修旧如旧,更寻来老石板,铺设在10个洗埠头上,恢复其历史风貌。

  金华金东区更是通过有机整体规划,尽可能以最少、最自然的人工干预展开村庄保护利用规划,根据各村的特点优势和历史典故,开发了蒲塘八字门文化、山头下“袖珍古城”文化。

  经过5年的匠心营造,一批破旧损毁的古建筑得到抢救修复,一批濒临失传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记忆符号得到挽救,一批濒危和毁损严重的古村落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省农办社会发展处处长邵晨曲介绍,前三批重点村(不包括宁波地区),古建筑修复方面,顶瓦修补3320幢、墙体加固2419幢、立面改造2509幢、构件修复2561幢。风貌冲突的建(构)筑物整修改造方面,立面改造3581幢、结构降层334幢、整体拆除32万多平方米、异地搬迁1698户。

  居游并进,

  演绎“活灵活现”

  古村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如此着迷。因为村落里依然有诗意栖居的族群,这样的村落才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载体,配得上人们内心世界的“桃花源”。

  发展旅游,是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一种路径,但绝不是仅有的路径。怎样处理好“前景”和“钱景”的关系?“居游并进”,这是浙江希望达到的目的——既重视保存历史功能,维护原住民生活的延续性,又能为村落长远发展注入活力。

  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是个古村落,村里的灵岩古庄园始建于1738年,被誉为“江南乔家大院”。当村里的廿玖间里、双井房、桂芳轩等古宅修缮完成时,只有几位老人居住,冷冷清清,缺少活力,村干部开始思考:几年甚至数十年后,会不会重蹈破败的命运?

  2015年,虞宅乡政府出资租下廿玖间里的10年房屋使用权,在保护好古村落和带领村民致富的前提下,先后引进青创咖啡馆、小酒吧、手工DIY等多家特色小店,成功创办新光廿九间里旅游创客基地和双井房文创园。

  美景与创意交融,古典与现代兼备,让新光村被誉为“活着的古村”,平均每天客流量达5000多人,周末甚至有1万多人,节假日更为火爆。

  “保护历史文化村落,资金必不可少。”邵晨曲介绍,省里给予重点村每村500万元到700万元补助和15亩建设用地指标支持,一般村给予30万元到50万左右的补助,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原则上按照1:2的比例进行资金整合。

  “历史文化村落的利用保护,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负责历史文化村落评估验收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人丁继军教授感慨,雕刻精美、设计精湛的古建筑修缮成本较高,例如桐庐县荻浦村保庆堂修缮,仅保护性维修约120万元。

  桐庐县深澳村是一座建于南宋后期的江南古村,村里的徽派建筑群保存相对完好,但曾经长年无人问津,空房闲置。故事的发展轨迹可能会朝着招商引资,开发商整村承包的方向发展,然而深澳村并没有这样做。

  既没有“驱赶”原村民,也没有让社会资本一方主导,而是以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为载体,成立了“古村落管理委员会”,对闲置古建筑实行“统一流转、统一租赁、统一出租”,政府、村集体、居民、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如今的深澳村,早已声名远播,因为她古朴的历史,更因为她开放的态度。

  雕梁画栋在修复后,更显古意绵长,而与古村相依相偎的百姓,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文化自觉,

  唤醒“各美其美”

  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势。”他还概括了“文化自觉”的历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文化自觉过程,是指文化主体在文化自发中产生文化觉醒,并逐渐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古建筑可以通过工匠来修复,但是历史文化村落中的人文生态——歌舞传说、节庆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部分,大多面临没落的境遇,需要村民的文化自觉才能得到保留和传承。

  东沙社区,位于玉环东南端,是一个典型的渔业社区,因清代依山建造的错落有致的石头屋而闻名。然而随着外来信息和文化的冲击,东沙流传上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鱼灯舞、鱼龙灯等已经很难在平时生产生活中见到。

  传统民俗,如何继承和发扬?东沙规划社区文化活动广场,将传统音乐舞蹈与居民健身活动相结合,并于2013年4月举行公共艺术论坛,让艺术家介入到本土文化传播中来,用艺术催化乡民的文化觉醒。

  “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愿意为村落的保护利用谋划、出力,这个村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行走在乡间多时的丁继军深有感触。

  千百年来,浓郁厚重的乡村文化熏陶使月山村村民喜好通过文娱活动来记忆、演绎丰富多彩的农耕生活,从而孕育了“月山村晚”。月山村新乡贤脱颖而出,承担起“村晚”的组织工作,从一个村民自娱自乐的舞台,变成了展现村庄文化价值的舞台,村民的集体记忆因此得以重构和强化。

  乡贤等社会力量也采取捐资、投资、合作,参与到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来。温州市引导工商资本、国企、热心人士等多种主体,采取募捐、投资、合作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义乌市出台以奖代补政策,对单位和个人自筹资金维修古建筑予以奖励,奖励额度不超过工程审计总价的60%。

  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一些地方还将修缮古民居、拆除古村内不协调建筑等纳入农房改造建设项目;把优化历史文化村落街道景观、修复村内古道纳入村内道路硬化项目;根据古建筑的实际,采取多户联建的办法,因地制宜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做好农村垃圾处理工作,改善历史文化村落环境面貌。

  “把增进农民群众利益作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杰指出,各级政府要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做到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依靠农民、保护利用成果全体农民共享。(浙江在线记者 许雅文 通讯员 严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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